时尚的历程

　　何谓时尚？时尚就是持续而有规律变化的风格。时尚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人类的服饰。作者认为人热衷于时尚的心理原因在于追求新奇的冲动。这种冲动有时是一种盲目的从众，但有时也会像布罗代尔所说的，成为人们对社会秩序进行批判的方式。作者叙述了时尚在古典阶段、近代阶段（资本主义时代）和现代阶段的三种不同形态，如古典的华丽，近代的内敛，现代的多元等等。作者回溯了时尚的历史之后，分析了时尚传播的机制，时尚是媒体、明星和消费工业构成的巨大社会系统。最后作者简述了代表性的时尚理论，对时尚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学术阐释。

　　节选：

　　第二节 资产阶级品味的形成01

　　18世纪品味形成的社会空间不再只是宫廷，贵族沙龙和艺术沙龙逐渐代替宫廷成为品味形成和教化的场所。由于这两个社会空间构成人群的变化，宫廷的品味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它的魅力。科林•琼斯在《巴黎城市史》中说：“在18世纪，圣奥诺雷区和圣日尔曼区是巴黎最时尚的地方，远远超过了时髦一时的马雷，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那已经是过往烟云。尽管王室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凡尔赛宫，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繁荣表明，法兰西王国最有权势和最富有的人也接受了巴黎人民的生活方式。出入宫廷当然是贵族地位的时髦象征，但他们不久就发现王室生活是那么枯燥无味。那些曾经在凡尔赛宫出席国王礼仪的贵族宠臣现在也离开凡尔赛转到了巴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对他们也无能为力。如同富有的穿袍贵族和金融家一样，也在巴黎建立了私人官邸。……这是因为，当时各个有产阶级之间相互通婚并在文化生活中利益共享，加之居住地比较靠近，使各界精英涌向巴黎成为一种趋势，而这两个近郊区为不同出身而又追求相同生活方式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相互结合的平台。”

　　沙龙从17世纪到19世纪一直是巴黎精英阶层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交机构，在1750—1850年发展到巅峰。沙龙的兴起同贵族声望的危机和重新形成有关。从路易十三开始，一些著名的文人就开始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并在那里获得他们的声誉。在法国的文化史上，上流社会一直同文学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到了18世纪后期这一现象发展至顶峰，在这一时期文人学士多献身于上流社会。早期的沙龙是宫廷的延伸，并由宫廷的价值观念和实践所塑造，但到18世纪已经表现出与宫廷之间的巨大差别。沙龙更看重优雅、才智、举止、礼貌和时尚而不是爵位。它将展现出这些特征的高贵的绅士理想化，而这些在宫廷里却是缺乏的。学识同优雅一样在法国的沙龙、学院以及有国际声誉的“公共文人”中都是作为文化区隔的标志，而且职业学者也努力使自己同贵族成员和看重学问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

　　古德曼在《18世纪的沙龙》中写道：“在18世纪，在乔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拉丝皮纳夫人（Mlle de Lespinasse） 和奈克尔夫人（Madame Necker）等人的引导之下，沙龙从一个贵族的，闲适的机构变成了一个启蒙运动的机构。”她说：“乔弗林夫人，对于其他沙龙的女主人既是一位导师，又是一位榜样，她做出了两方面的革新将启蒙的沙龙同以前的沙龙以及那时的许多社交界及文人的聚会区分开来。她创建了启蒙沙龙，首先她安排了一点钟餐会而不是传统的深夜餐会，这样就将整个午后都可以作为谈话的时间。其次，她为这些餐会作了安排，一周中有特别的一天专门为此而设。在乔弗林夫人开创了周间的餐会之后，巴黎的沙龙呈现出一种形式，使其成为了启蒙文人们社交的基础：一位女主人在其家中提供的一种有规律的组织好的聚会形式，它可成为精神活动的平台和地点。”乔弗林夫人的餐会一周两次，周一是专门为艺术家举办的，周三是专门为文人举办的。古德曼认为启蒙沙龙是工作场所，和其他18世纪的社交聚会不同，因为启蒙运动不是一场游戏，沙龙女主人也不仅仅是有闲的女人在打发时间。相反，启蒙沙龙的女主人就是那些要以自己的职业与那个时代普遍的委靡作斗争。在贵族妇女的沙龙里，艺术家和文人更是肆无忌惮攻击以往宫廷和贵族的品味与时尚，以教化贵族按照他们的标准形成新的品味与时尚为己任。那些担当贵族年轻女子家庭教师的资产阶级的文人雅士更是从这些贵族妇女年轻的时候就将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自己的品味爱好灌输给她们。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们就在贵族夫人的沙龙宣扬他们革命的观念，然而那些贵妇人们却只当是时尚的言论听来取乐，甚至照着去做，不想正是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论葬送了她们的命运。狄德罗于德毕内夫人（Madame d’Epinay），布封（Buffon）于内克夫人（Madame Necker），伏尔泰（Voltaire）于夏特雷夫人（Madame de Chatelet）及之后的杜德芳侯爵夫人（Marquise du Deffand）的沙龙就是典型的例子。

　　沙龙不仅因为对那些有才华的资产阶级文人、艺术家的开放而促进了品味的改变，而且沙龙里女性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也特别使品味的问题逐渐脱离宫廷的影响，成为一个可以独立讨论的话题。于是有论者认为，“沙龙又在民主的进程中起过重大的作用，那就是为妇女保留了在贵族社会里受重视的地位。法国文化的许多礼仪应归功于贵族社会。沙龙通过资产阶级模仿贵族社会的方式，有利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小资产阶级的妇女，曾希望自己也像那些高贵的太太那样，能过着讨论政治、艺术和文学的生活”。布迪厄在集中讨论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展示出来的消费模式时指出，品味是在那些不再认出身决定社会地位的众人中培养差异的方式，正如在帝政时期的法国已经出现过的一样。按照这一模式，一个人通过对于商品、服务，尤其是艺术的精心的消费所展示出的品味，是法国大多数随处可见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地位的外在特征。布迪厄解释说，对于这种文化区隔的需要不仅形成了品味，而且也决定了商品和艺术的生产。在这样的空间中形成的品味会具体体现在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各种美化的形式即时尚方面。

　　受到法国君主直接支持和赞助的美术学院和沙龙本来是要维持和培养宫廷和贵族品味的官方机构，也出人意外的成为资产阶级品味得以形成的空间。特别是在1737年起每隔两年在卢浮宫方形油画大厅举办的官方沙龙画展。画展因为向一般的公众开放，这就使得每次画展都成为公众热烈讨论的话题，而有关艺术的讨论就不再仅仅是宫廷或贵族好恶的问题，资产阶级的作家和艺术家们通过当时的报刊杂志的撰文对于画展中的作品提出自己的批评，表达资产阶级特有的品味，不仅对宫廷和贵族产生影响，而且对公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艺术领域就能够充分地看出来。比如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批评家对于官方沙龙画展写出的那些评论“令人瞩目地影响了18世纪下半叶法国艺术的发展；促使绘画减少‘应酬奉迎'的主题（即使大部分画家还依赖于贵族们的年金和津贴），加强和公众更为直接的联系；促使画家去关注简朴的风格，日常生活行为、美好的行动、伟大的事业，以引人注目。布歇式放荡的肉感艺术逐渐地让位于格勒兹或夏尔丹式的严肃、简朴、明朗的画风”。在过去，“宫廷体现了法国古典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路易十四是中心，他固然是至高无上的，然而，他不能‘走出宫廷剧场'，在这个宫廷剧场内等级分明，透过宫廷礼仪，公众的身份地位显而易见，他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聚集在国王周围的精英们只有在礼仪上、政治上俯首贴耳，宫廷里耀眼的演出才能玩得转：人们言谈举止成了一种公共空间，人们热衷于此的同时，关于国家事务的辩论也就湮没于其间了”。但现在，“由于有了通过俱乐部、沙龙、学院、报刊、书籍、论著的媒介交流意见的原则，民间社会的文人们把他们个人的内心思想形成某种共识，形成可以与统治者意识抗衡乃至超过它的一种公众意识”。这种公众意识“是一种理性的意见一致，任何人的行为即使国王的行为都扰乱不了它，它树立起一种永恒形象，全社会和君主制都必须听从它权威性的话语”。这种权威来自于人类普遍具有的理性，是先天的，不受时间、空间、地域以及阶层的限制。在品味上，品味就不再只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而是人人都先天地具有的判断美丑的能力。而对于美的爱好和追求当然就不能仅仅是某一部分人的特权。下层人，当然这里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也有对于生活形式的美化的要求。这种品味所产生的时尚就是资产阶级自己所特有的时尚。这一时期，每个人都有权利主张自己的品味，所以谈到品味无争辩，大家都可以谈，这样18世纪就成了品味的世纪。这种品味与时尚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得18世纪成为时尚充分发展的时代。18世纪的品味和时尚之间的关系在下面一段话中论述得比较清楚，“当然，在更为严格的意义上，品味就是专注于美的心灵，因此它决定着包括诗歌、绘画以及业余人士作品的美的艺术的世界。在英国，它甚至规定着人们对于外在自然的观赏和看法，而法国人还没有像英国人这样关注自然，直到卢梭和狄德罗。但是品味也决定着被社会称之为高雅之物的东西，因此它就成为高雅社会的关键，并且从历史上来看，品味就完全规定了这样一个建立在‘审美的'、形式的、传统的而非仅仅经济上的社会。在这个方面，品味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不过是注定要随其所规定的社会而消失的时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