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陈道明9月刊完整版采访稿

陈道明

天津重庆道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

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谈谈工作，我的运气不错。愈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得了，老天不给机会，到现在也什么都不是。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色彩很重的行业，有时光拿能力说不了话。看看现在这个行业很多现象就明白了。这个年代是只求结果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