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性的真实经历：卵子冰封的可能性有多大？

原标题：冰封的可能性

　　工作人员将离开人体的卵子存入冒着冷气的液氮罐。受访者供图

　　殷仕娟在沙龙上视频连线国外专家。受访者供图

　　林晴给自己注射的促排卵针。受访者供图

　　林晴把自己的7个“可能性”冷冻起来，在她看来，这是让“可能”有机会变成“现实”的一种保障。

　　还差一岁，这位上海女子就要迈进不惑之年。她在香港工作，每月收入5万元，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充足，父母对她包容支持。只有一件事她不太满意，那就是还没结束单身。

　　2018年6月，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的手术室内，医生从林晴体内取出9颗卵子，其中质量达标的7颗被存入冰冷的储存罐。未达到医生建议20颗的数量，她之后还想再取一次。

　　如果说这条赛道林晴已经跑了半程，徐枣枣还困在起跑线上。她去北京多家三甲医院咨询，还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做了检查，生理条件符合冻卵要求，但由于她单身，医院拒绝了她。

　　徐枣枣以“歧视女性”“侵犯一般人格权”为由，把医院告上法庭，要求其提供冻卵服务。2019年12月23日，该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中国内地现行的法律规定，医疗机构严禁给单身女性提供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一些人会出境寻求这项服务，花费至少10万元，还需要支付半个多月耗时带来的其他成本。

　　今年10月底，徐枣枣听说武汉一家医学机构向未婚女性开放冻卵技术，花费只需两万余元。“比去国外节省至少8万元！”仅过了一天，她就发现该消息纯属误传。

　　林晴则被医生告知，一次冻卵手术就能孕育宝宝的成功率不高，一旦离开身体，存活的卵子会越来越少。“可能没什么卵用。”她自我调侃道，但她不想放弃技术带来的那种可能性，也不想放弃生育的权利。

　　她本想以实名讲述自己的故事，直到被多个朋友劝阻，她才意识到，社会大众对冻卵的看法还很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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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夏天，林晴帮朋友录了一期视频节目，在镜头前谈论对冻卵的态度。如今她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在那之后，自己对冻卵上了心。

　　林晴的朋友殷仕娟是一家境外冻卵服务机构的生殖健康咨询师，自称接触过100多个案例，平均每天能接到十几个咨询电话。

　　殷仕娟最怕有人开口就要求“包成功”，想要一次手术就能取得足够数量的卵子，并保证未来这些卵子能孕育出婴儿。

　　有些人还会要求把卵子冰封在某国，方便找代孕。殷仕娟为其讲解当地法律，表示不可能，对方还会不依不饶地“我就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家开始研发冻卵技术，最初的目的是为珍稀动物延续种群。后来，它成了人工辅助生殖手术的一部分。取卵时，如果男方不能及时提供精子或暂时没有精子，医生会先把卵子暂时冷冻起来。如今，冻卵成了单身女性延迟生育的一种“保险”。

　　通过技术能取到的卵子数量，取决于女性的年龄和健康状况。35岁是医学界普遍公认的分界点，在那之前，女性的卵子质量较好，数量较多。

　　殷仕娟每月会在上海“申报馆”举办一两次以保护卵巢为主题的沙龙。这些知识，她会反复讲。一般情况下，沙龙会聚集20多位女性听众，开场的第一个问题常常是，人体最大的细胞是什么。

　　有人猜干细胞，有人猜胚胎，殷仕娟双手一挥，公布答案：“卵子。”

　　“哦！”观众席发出恍然大悟的呼声。

　　殷仕娟会接着说，精子是人体最小的细胞之一。课室会随即“炸锅”，她记得有个女孩娇滴滴地说：“哎哟，那我回去和我男朋友可有得说，要让他好好珍惜我！”

　　根据殷仕娟的观察，几年前，参与沙龙的多是40岁以上的女性，直接提出想生孩子。现在，来自互联网、金融、娱乐圈等高收入行业的年轻姑娘多了。有两个姑娘通过沙龙相识，结伴去境外找同一个医生做冻卵手术。也有人关注“取卵会不会变胖” “冻卵后能否找代孕”等问题。

　　一位境外冻卵机构的前工作人员形容，他们相当于留学中介，最终能出境冻卵的女性，其数量可参考“常青藤”学校录取比例。

　　在中国内地，能够提供冻卵服务的医疗机构，主要针对为癌症女性保存生育力和帮助不孕不育的夫妻。未婚女性、女同性恋群体、有二孩计划的大龄夫妻等群体不符合“冻卵”的政策条件。

　　2001年，原卫生部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直到现在，民间多有放开冻卵政策的呼声，但该规定仍未松动。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单身女性生育问题公开回复。该回复称，我国现行有关法律并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目前，单身女性生育既无相关法律支持，也与传统风俗观念不合，还需要考虑孩子的合法权益。社会上呼声很高，实际情形较少。下一步，卫健委将继续予以关注，加强调查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该回复还提到，吉林省对单身女性生育进行了特别规定，但该规定实施10余年来，尚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借助医学手段生育。

　　吉林省那个被特别提到的规定是，达到法定婚龄决定终身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社会学家李银河向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回忆，2002年，吉林省有高知女性不想结婚，只想生育。这个诉求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上讨论得异常激烈，争议焦点围绕“孩子生下来怎么办”展开，多次讨论后，各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大家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女性有生育抚养能力，就不该被剥夺生育权。这个特别的规定由此诞生。

　　有些人质疑，禁止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相抵触。

　　对此，徐枣枣很较真。12月23日，她状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案子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庭审持续1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这是国内首例单身女性争取冻卵权益的诉讼。

　　17年前，澳大利亚也曾发生过单身女性要求以体外受精的方式孕育后代的诉讼，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天主教会的申诉，支持地方法院允许单身女性孕育后代的判决。此后，澳大利亚的单身女性可以通过人工生殖技术获得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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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林晴动了冻卵的念头，就马上联系医院，开始一系列检查。不过，真握住和圆珠笔一样粗的注射器时，她还是发憷。

　　按照医嘱，她必须在取卵手术前两周，每天固定时间打一次促排卵针。她求助过公司楼下小诊所的护士，“打一针要四五百元”，一个星期几千元，她舍不得，决定自己来。

　　晚上10点，她下班回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先在肚皮上擦了点从药店买回来的酒精，然后捏起肚子上的“游泳圈”，凑近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