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时尚先生》专访：whatI‘velearnedfrom王志纲(2)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改变对于问题的理解。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岁了，能听进去很多意见，现在我看很多问题都是踩在边缘线上，但肯定不会像一些商人那样耍奸耍滑。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底线。

 

商人是个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只有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求你，没有困难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拥着他？他们的骨子里是想当百兽之王的。每个老板的心里都有一头熊在咆哮，都想当狮子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行业大佬都想称王称霸。“万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围着他转，凭什么他们要拜在你王志纲面前？凭什么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凭什么把你称为“王老师”，围着你转？因为你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记得我那本书（编者注：《第三种生存》）要出版的时候，一个部下说你这样得罪了所有客户，生意还从哪里来？我说我之所以敢这么写，是因为我是稀缺资源。商人是很实际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们是会算这个帐的。黄文仔的北京星河湾项目我取了多少？记得项目成功后他请我吃饭，我打趣说：“黄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三年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你赚了大钱，而我从你这里收的钱为买你的房又让你一把赚回去了，什么财智时代啊，做梦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宽慰自己的，还是财富时代、商人时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润，我的价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个票友。黄文仔这个人能干成事，能把我的智慧变成现实。另外北京缺少好产品，需要一个样板田，让那些只会吹牛皮说大话的“大炮”，知道什么叫做好东西。好房子是会说话的，通过好东西可以推动北京的城市化和人们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告诉北京人我们来了。否则大家认为你在广东能玩得开，在北京就玩不开了。

 

金钱只是一个结果，三百万、五百万是无所谓的，那个时候黄文仔天天陪着我打高尔夫球。我把他的公园搞成了迷你高尔夫球场，他成天陪着我。为什么要陪着我？这就是商人的特点，只要你能给他赚到利润。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赶快走开，他不找你你就别找他。

 

过河拆桥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妇之状，我觉得可笑。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就继续前进，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话传得很广，“我们是火箭送卫星上轨道”，十五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哪个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之后还抱着卫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轨道上运转的？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务就是自动脱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刚开始我不想理这个事的，还跟我攀老乡。我说：“我们怎么是老乡呢？”他说：“我们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贵州人”。他又说：“听说你爸是四川人”。我说：“对”。他说：“那就是老乡嘛！”后来我去了他的万达广场。商人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他把几个大老板都请来了，黄光裕、郭广昌、还有泛海的卢志强。

 

王健林这个人很厉害。当出现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就会撇开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来解决。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志纲兄，我可以先打几百万过来，咱们把事情做了，我们以后还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来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的财务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说是要把发票给人家，不开发票这个钱就是不义之财，没法做帐。搞得我三次问王健林：“财务怎么天天追着我说要给发票？”王健林问：“什么发票？”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应过来，王健林为了加快项目节奏，摆脱大企业病的低效，从自己的私人账号直接打出来的钱。

 

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时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关键问题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从来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这是贯穿我一辈子的哲学。国际歌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就要倚仗于“人类的大救星”。

 

要不断地领跑、不断地超越，慢慢地就会在江湖上形成一个神话。

 

我坐在这里，老板大多会过来拜访我，我原则上不会去老板的公司跟他们见面。他们每次过来都问：“找你们太难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你们怎么不把买卖开大一点？是怕钱砸你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愿意来，我经过甄别以后确认你这个人能扶得上墙，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这样，在商言商我毫无兴趣。

 

 

（二）一种刺激着我的力量

 

我当记者的时候人家叫我“记者王”，当时名声的确很大。我认识很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白云山的贝兆汉这些顶级企业大佬。

 

离开新华社之后，有两年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高台跳水转型。

 

我决定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在广东从化骑马荡舟吃野味。那段时间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寻找我的下一个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具体的方式变了。我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说王志纲原来那么牛就是靠这个牌子，离开这个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断言以后我还会用新华社这块牌子招摇撞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