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时尚先生》专访：whatI‘velearnedfrom王志纲(4)

我当记者的时候，很多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包括关于特区的完善、关于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冲突是怎么回事。当时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头再看，开句玩笑，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如果人生是个舞台的话就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呢？我说我曾经当过写戏的，也当过傻子，但现在我是一个舞台监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台监督从演员的演出到观众的表现再到写戏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来也不是记者当得不好，而且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很积极的，但那个时候的成就感是很简单的，只要是被采纳、变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实离最后的改造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当时的总理说过一句话，“学者总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采纳，从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却要为后果负责任”。

跟商人也罢，跟官员也罢，就是人一走茶就凉，你求我帮你，帮了之后一刀两断。不少商人、官员为表示亲热，会主动把手机和家里电话给我。我就好笑，我从来没有主动给他们打过电话，从来不主动联系他们。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吧，但也是一种独特的方式。一辈子都有这么一个万事不求人的毛病，特别害怕求人，太敏感了。

当时我已经在广东分社三年了，与爱人两地分居。有一次跟卫生局局长开会，我就讲到了这个痛苦，他说可以考虑。后来广东分社的领导就说：“小王啊，要抓住机会啊，不能答应了就完了。”甚至建议我送礼，我想麻烦了，送什么礼啊？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最好的东西是一瓶洋酒，别人送的一瓶蓝带，六百块钱。当时就穿个短袖短裤，拿个报纸一包就去了。广东的雷阵雨说来就来，我闷着头往他家跑。门推开进去一看，一屋子都是人，“手榴弹”拿出来不是，不拿出来也不是。我就往厨房里面跑，他老婆就追过来：“王记者，怎么回事？”我满头是水地把蓝带拿出来，她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说：“没事没事，这个我也不喝”。放下就跑。

我的确觉得我有做记者的天分，而且当时我有个人生目标，就是想当中国的李普曼。年轻时我看完《李普曼传》以后感受很深，觉得一个人作为第三种力量能够推动社会、推动历史，连总统都要来拜访他，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真有这个潜能。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这个职业？我走的时候当时《南风窗》总编秦朔跟我做过一个对话，叫“最后的江流”。我最后拍的一部片子叫做“南方的河”，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珠江经过漫长的流淌汇入大海以后，这个江流从此就消失了。”所以是“最后的江流”。其实我讲最后的江流就是讲我自己。本来我是想把记者当成一个事业来干的。

当时我有一个武器，就是内参，可以把中国的很多尖锐问题摆出来。但是到了后来，有一段时间说内参也要遵循主旋律，这时候记者就没法当了。

1992年时我还提出过一个建议。当时新华社要提拔我，我坚决不当那个官，在我看来那就是生产队队长。但是不当官怎么办呢？这是传统体制，要么就当官，要么就当记者，写那些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东西。当时我对新华社还有点感情和念想，我就跟老社长穆青提出来：“穆青同志，我们要与时俱进，其实平台只是手段，不是内容，新华社应该创办一个电视台，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给我一个授权，我肯定能办出一个超过中央电视台的台来……”。他说“可以考虑啊”。当时李瑞环管意识形态，李瑞环也说可以考虑，可以从中央电视台划个频道出来，为此我还准备了两年。后来又不行了。没办法了，就离开吧。

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不来往”：第一是跟之前认识的企业家不来往，第二是跟采访过的官员不来往，第三是跟熟悉的媒体不来往。因为我必须要自绝于他们，否则是很尴尬的，等于是落地凤凰不如鸡，跟他们打交道像求施舍一样。所以需要浴火重生。见到他们的时候原来的王志纲已经不在了，一个新的王志纲出来了。

一个记者一定要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干不了这个行当。现在手机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种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种哲学家的思辨，还要保持一种历史学家的理性。我们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严谨很重要，所谓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三）整个中国是很好玩的，我们是躬逢其盛

如果精英指的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种人应该是在企业家当中。任正非这些人是了不起的，虽然我担心他退任之后，华为能不能延续下去。尽管我不是很喜欢他，但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个搞实业的人，李书福，他能够颠覆国有企业几十年都做不好的汽车业，甚至把外国企业收购了，是很值得钦佩的。还有哇哈哈的宗庆后这样的老知青，一个骑板车的能通过做水做成中国首富。

有些商人，我开玩笑说， “掌声响起来”，他很害怕没掌声，他是为掌声而活，生怕你忘了他。就是营销、营销、营销，通过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果。作品是什么？有些人想追求完美，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再出来作品，我是一边走一边唱。先完成，再完美。现在我已经出了十五本书，在我看来这十五本书都是建筑材料，等到一定时候我就有条件盖这个房子了。至于房子怎么盖，现在我是五十八岁，距离六十五岁还有七年，这七年时间里我就在过渡，不断地超脱，让我的员工成长起来。

我还希望跨界，我一直有这个愿望，拍摄一部真正的《中国往事》，把我这一生的体验和探索最后浓缩在一个点上，然后以电影的方式来表现这样一个野蛮生长、惊天动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