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专访 张艺谋：我们的十年(附图)

 
《时尚先生》专访 张艺谋：我们的十年(附图)
 

　　他眼睛不大看陌生人。但肯定，他能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被各种眼睛看着。他也知道身边围着的哪些人是他需要的。这包括他的助手，也包括被他有时称作“老板”有时喊成“小伟”的张伟平。后者比他小七岁，他们是五十年代人的一头一尾。从两人之间不到0.02公分的距离可以看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其他人则都带着与名人难得一见的心情，自觉地保持距离；还有一些跟在后面，想要一个签名或者，能合张影是最好的。

　　最后非常少的人跟他一起进了这个带花园的餐馆，包厢里，他脱去了桔黄色的外套。其实天还很热，不过想必他常常要呆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开为时不短的会，以及有空调的车里，在去开各种会的路上。

　　他把外套挂在屋角的架子上，转身的同时，也开始对木已成舟的现实表示一点委婉的抗争，但可能不想我们难堪，因而语调是老爷们特无奈扯闲篇儿式的：“我就特别不善于弄这个……我告你说我所有的封面，国外的我都不拍……因为不爱被人摆……就不爱摆来摆去的，平常我就做这工作的，知道这东西，呵，净摆别人了……也不是排斥，这对我来说都是……不干这事你明白吧，不是这块料……”但他还是坐了下来。

　　有人端过一杯冰水。他就看着这杯水。你还能认出他正是《老井》时代那个满脸憨笑的后生，只不过“从鼻翼两侧直奔嘴角的线条”深多了，脸部也收缩得更“骨感”了。说话时他会直视对方的眼睛，遇到感兴趣的话题，他能说到眉飞色舞，表情像一张拉满的弓，眼角里都是兴奋的意思，但不过几秒钟，这张弓便回归静止，语气也从大开大合转为平铺直叙。仿佛箭已经射了出去，你却看不到是谁干的。连弓弦都不颤。

　　这种亮相并不多

　　20年前，陈凯歌曾经为张艺谋写过一篇《秦国人》，那文章近景写的是入骨三分的张艺谋，远景却有许多借以言志的东西。你能看到京城世家出身的陈凯歌那种抒发抱负的冲动。他的电影也如同京剧形式一样充满了代入感，几乎每一部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而张艺谋更像陕西土生的皮影艺人，故事只管拿来，将一个个人物画好，印在烙在薄如蝉翼的皮革上，勾了彩，太阳底下默默翻晒，终于坐到幕布后将它们轮番舞弄，斗至耳酣面热，才直着脖子吼上几吼。

　　当然这是不同的人生。1972年，21岁的陕西国棉八厂操车工张艺谋，曾琢磨过秦始皇的相貌，那只是为了画墙报，画墙报是为了能调进工艺室，调进工艺室之后，他将成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天天念叨着要开一个照相馆。30年后，他拍了一部叫《英雄》的电影，那里边也有一个秦始皇，这部电影被视为他从艺术到商业的转型之作，所以这一次的秦始皇也像通了电一样，不但横扫六合，还有一身武功。

　　陈凯歌也许不会再为张艺谋写另一篇文章了。时隔多年，他们已经从爱激动的新生代导演变成爱生气的主流人物。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只有专家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了，传媒和网络高度娱乐化，人人都有话语权，无论张艺谋在商业上如何成功，似乎总是伴随着更多的批评，他对这一点感到很茫然：“二十篇文章就能把一导演骂傻了！”虽然是调侃的语气，但看来他并不认为这些批评真正来自民间。传媒的几十篇文章就可以在网络上被无限复制扩大到误导观众的地步，他认为。而观众又是谁呢？他不相信有一个调查机构可以调查到大多数观众的想法。最后他只能回到他自己，他的团队，朋友，合作者，相互熟悉，彼此了解。

　　张艺谋37岁开始当导演。因为沉默寡言，不幸给了人老谋深算的印象，人称“老谋子”。到47岁，他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彻底话多的人”，因为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人在等着他做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

　　自然，和他以前拍的那些文艺片相比，投资上亿的电影是等着要赚钱的，也就是说，张艺谋无法只考虑他自己想要什么。他往往要考虑更多他所不知道的人想要看到什么。这是一种艰难的猜想。

　　《红高粱》壮怀激烈，《菊豆》撕心裂肺、《大红灯笼高高挂》象征隐喻，《有话好好说》风格前卫，《我的父亲母亲》舍浓郁而求纯朴……张艺谋很容易找到一些风格化的词来形容他以前的作品。不过对于《英雄》、《十面埋伏》，他笼统地用“商业电影”来概括，并不是因为这些电影更复杂，而是它们不仅仅属于张艺谋。它们诞生的一开始就充满了猜想与反驳。现在轮到张伟平出场。这个世界上互补的例子很多，张伟平的直率与张艺谋的内向正是如此。他甚至可以指责张艺谋在生活上是个“白痴”，因而从房子到衣服他都要帮着张罗，但是投到张艺谋这块牌子上的几个亿人民币，他却连帐本也不看。这显然是一种默契。当张艺谋说，“如果有天张伟平表示不想干了没意思，那我就不勉强他了”，张伟平答：“哪天艺谋不需要我了，哪怕一点点，我第二天就不干这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