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专访 张艺谋：我们的十年(附图)(2)

　　就娱乐来讲，这个时代简直是最好的。这部中国最贵的电影经过超级捆绑，整合着久经考验的“雷雨”故事、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武侠与宫廷阴谋、从周润发到周杰伦的粉丝推力、极尽铺陈的张艺谋美学、以及有中国特色的张伟平营销，凤凰台“天天有报读”的老头儿杨锦麟看到这儿，忍不住就会鼠笔提起来，点题一个字：爽！

　　一定还会有更贵的电影。还会有更高的票房。同时也不能避免更多的争议，以及更商业的结局。

　　但是这些在张艺谋看来也不是最重要的。这位55岁的独身者很少谈他的爱和梦想，也很难从他石头般严密的表情里找到内心软弱的证据，只能等着他自己说出来：“10年来，我一直梦想着让巩俐演女皇，这次终于实现了。”你可以相信他是发自肺腑，也可以认为他不过是就事论事，但这句话其中的孤独味道，确实与大多数人无关。因为当时不是其他人，而是坐在他身边的巩俐流出了眼泪。坚强的人流露软弱只是不动声色的一刹那，因为他的性格不允许自己被压倒。

　　“媒体永远是一个矛，你是一个盾。”张艺谋提到了永远，也提到了矛盾，其实没有永远，他指的是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具体有多长，要看矛有多锋利，盾有多结实。

　　张艺谋·张伟平

　　我们的十年

　　导语：姜文在公共汽车站边被黑道大哥暴打，张伟平演一个人高马大的打手，花格子衬衫大墨镜，身手敏捷地把姜文一脚踢飞。当时这几个镜头反复打了一天，在郊外的公共汽车修理厂，张伟平累得四肢僵硬。这是1996年，张伟平第一次投资张艺谋电影。2600万，当时可以启动两个房地产项目，张伟平拿这笔钱救了张艺谋的急。

　　10年后看起来，张伟平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亮相一半是义气一半是玩票。他当时根本不懂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字幕还把他们的制片人写成了“张卫平”。电影赔了1000多万，发行权800万卖给了董平，后者转手把票房做成了4600万；《有话好好说》还给张伟平留下了一个饭桌上的经典段子，“我带着姜文、保田、瞿颖他们十几个人去了威尼斯，在当地包了一层五星级酒店，姜文当时特感慨地对我说，他当年带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来威尼斯参赛时因为经费紧张，夏雨都没来成，他就带了一个翻译，还是他当时的女朋友，既省钱又顶事。这以前，中国还没有带着全体主创出国的。我一想，算了，艺谋的电影，大家出回国也都不容易。到了威尼斯，第二天要放片了，结果，没带拷贝！”

　　很难想象，这两个男人的十年风雨，有这样一个玩笑似的开头。对于我们这个“变化就是一切”的时代，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考验期。十年前，张艺谋的巩俐时代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关机饭上由他自己之口宣告结束，在首都机场接机的张伟平几乎认不出这个“遍体鳞伤”的男人；十年后，张艺谋成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代言人，人称“国师”的多面手，掌管从奥林匹克到城市山水和百老汇歌剧等若干视觉系统，“二张组合”始终如一。

　　这十年，他们在奥斯卡在威尼斯在全世界最美的剧场里一次次尽享全球电影精英由衷的喝彩；他们在电话两端分担来自女人的伤痛和得意；他们把电影卖到了2.5亿人民币和5300万美金；他们在最热烈的赞颂与最刻毒的咒骂里依然声音响亮；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娱乐版头条最渴望的眼球炸弹；他们不停地关机、开机、关机、开机，十年八部电影，即便是最挑剔的观众和影评人也无法否认，这个数字代表着中国电影一刻不倦的渴求。

　　孩子王，药剂师，厨师，国棉八厂工人

　　1951年生在西安的张艺谋和1958年生在北京的张伟平本是两条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50年代末，当张伟平随爷爷奶奶回到沈阳，在沈阳军区大院被干部出身的爷爷奶奶当独苗宠时，张艺谋开始体会父亲的黄埔军校出身带来的童年压抑，当时他皮肤科大夫的母亲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养活三个儿子和找不到工作的丈夫。母亲的磨难和父亲的沉默成了日后张艺谋电影男女形象的个性基调，“被人从门缝里看着长大”也影响了他“一直收缩性地做人”。

　　1971年，张艺谋被分配到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张榜公布时名字错写成了“张银幕”，电影在他20岁的生命里第一次发出邀请。而此时的张伟平正在家和学校的方圆几里内享受孩子王的威风，他人称“胖小”，好打抱不平，每天午饭都带一帮弟兄回家吃饭，这是他“人生里最快乐的时光”，只要是他保护的弟兄没人敢动一下手指。

　　1978年张伟平从沈阳回北京接母亲的班，第四医院的药剂师一干十年。这个职业让他养成了洁癖，坐在办公桌边都会不停地用面巾纸擦桌子。这十年也是张艺谋艺术道路的起步期。当年他卖血买相机、11次上华山拍摄影集、求助黄镇、超龄六岁免试搭上了电影学院文革后的头班车，他在1999年的公益广告《知识改变命运》中说“只是为了要找出路，谈不上热爱”，他在电影学院4年有个经历至今让张伟平耿耿于怀：“艺谋站起来发言，别人撤了凳子，他一屁股坐在地下，全班哄堂大笑。搁我一定转身把那孙子一拳打倒，艺谋一声没吭，拍拍裤子拉过椅子，坐下了。”

　　90年代初，一个铁哥们儿拉张伟平下海，一起做航空食品，他们包揽了整个首都机场和广州机场的盒饭，省心又利润丰厚，加上后来的药品和房地产生意，在90年代初大款暴增的年代，张伟平很快成了影视圈钟爱的大哥，为人慷慨又讲义气，路子广又能拿事。

　　40岁前，张伟平每年的生日Party都是影视圈的明星聚会。这时的张艺谋已经通过《黄土地》和《红高粱》里找到了自己喷薄而出的表达方式，那些“对生命的舒展和辉煌由衷的赞美和欣赏”是他内心最直白的表达，但却并不为国人接受。

　　张伟平和张艺谋的交往始于1989年的一次圈内饭局，当晚张伟平开着自己的夏利送张艺谋回家，二人聊得投机。10天后，巩俐打来电话，张伟平请巩俐和张艺谋来家里吃饭。此后六年，二张成了铁哥们儿。一次，对吃颇有心得的张伟平问张艺谋：“川徽鲁粤，你喜欢什么口味？”张艺谋答：“羊肉泡馍最好。”于是张伟平带着张艺谋吃遍了北京的大小名厨，张艺谋后来说：“羊肉泡馍确实不是最好吃的，但我就是喜欢。”

　　祖籍山东的张伟平，好吃口味浓重的鲁菜，自幼的理想是做一名厨师。他要是好一口，一定要吃个够。80年代在西门子商务行政部做经理时他每月拿960块外汇券，有个周末突然馋了广州东方宾馆边上的蟹粉小笼，叫上一哥们儿，买了500块的机票过去，吃了包子，转身飞回来。这倒和他现在的生意一个模式，吃定了一口咬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