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华：周先生冲浪记

周英华

上海人

“那么，你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呢？”我问。

“当然中国人，而且是上海人。”周英华坐在半岛酒店的餐厅里，一转头，向一直躬着腰的侍者轻声交待下午茶的要求，一面抖开浆挺的餐布，搭在膝上。

外滩就在门外，被冬雨洗过，有些怀旧起来。话题正走到“分裂感”：一个上海男孩，在法式洋房里长大，家里有厨师有司机，13岁被送到伦敦，35岁靠自己拼到洛杉矶，然后纽约、迈阿密、拉斯维加斯—这五座城市有他开的六家饭店，都叫MR.CHOW—跨越半个多世纪，三个大洲，几种文化，可有“今宵酒醒何处”的茫然?

“有啊……我这个人是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藏起来，不给人家看的……”他的眼睛游向某个不确定的方向，口气忽然就软了。

“这款眼镜跟了你多久？”

“30多年了吧。说起来也是伤心……好比一只鸭子和一群鸡在一起，鸭子要想生存，就得做点什么。刚到伦敦时，种族歧视太普遍了，我受伤很深。我想把自己藏起来，我躲在眼镜后面，就像安迪·沃霍尔的假发。别人看我第一眼，更多地是在看眼镜，而不是这张中国人的脸。”

这款Cutler and Gross有一对正圆形的粗黑镜框，像猫头鹰眼；镜架是奶油质感的琥珀色；镜片打磨、铰链装配都是纯手工。戴在周先生天圆地圆的脸上，两个字：特别。

“后来我发现名声能让人摆脱歧视。当名声渐大，歧视就会减少，这也是我走到今天的窍门。其实现在每一天，我仍然在跟种族歧视对抗，只不过换了种方式。”

阅读资料时，我留意了一下这些“种族歧视”的具体情形，发现周英华和周采芹（三姐，同赴伦敦）的反应跟他们的家世有些关联：因为家教或环境的缘故，他们比一般人更为敏感，周英华说，他既不能容让，也不会向“种族歧视”妥协。

除了敏感和骄傲，他也的确像一个见识过三四十年代排场的老上海人。西装他只穿爱玛仕，在巴黎定制，有时是条纹毛料，有时是矢车菊蓝的灯芯绒，每一套都比之前的更优雅更合身，当然，要配真丝领带。在上海北京，他也穿T恤及牛仔裤，牛仔裤上有白色斑点，像是刚从画室里走出来。跟他同年纪的中国男人很少这样穿，即使穿了也只能古怪，但在他身上，协调。他对我提到鞋，“很讲究的”。我低头去看尖头皮鞋，英国老牌George Cleverley，手工定制；脚不大。

周英华

父母亲

上海是周信芳的福地，麒派在这里诞生。周信芳17岁（1912）进了迎贵仙园，当年10月2日《申报》有文章云“昔在京津间，名不甚著；入迎贵后，始名重一时”。周信芳念念不忘“上海观众待我是好的”。

30年代沪上多麒迷，潘汉年和社会科学家杨东莼是资深票友，二人常切磋，边唱边做戏。1936年11月14日的《戏剧周报》有篇《闲话麒麟童》，是一个叫杨畔的人写的，讲的是自家六兄弟都是麒派知音，深得麒艺三昧。

周信芳14岁在天津倒嗓，凭借童子功和悟性，硬生生摸出一条自己的道来。1月13日，上海，尚长荣、梅葆玖、陈少云等各路京剧界表演艺术家以及一批评论家坐在一处缅怀120岁的周信芳。一位位讲过来，理出几条线索：麒派根基在王九龄一路的汉派老生；真源在徽派王鸿寿、海派潘月樵；做工上溯刘景然，唱功上溯孙菊仙、汪桂芬；风格类同余三胜、谭鑫培—广谱型的谭鑫培可能是周信芳最佩服的前辈。

起范、踢蟒、弹髯口、吊毛、抢背……周信芳不但文戏出众，武戏功底也毫不逊色。老辈们说起当年周先生陪武生泰斗盖叫天演一出《英雄义》，穿戴大靠、翎、尾，二人持枪架子开打，严丝合缝，脚下功夫，干干净净；台下叫好声比之今日粉丝尖叫，有过之无不及。

长子周少麟写过，周信芳喜欢读古书、看电影，也从电影里借鉴舞台表演元素，比方《追韩信》里就用了美国电影明星约翰·巴里摩亚在某部片中呈给观众的一个背影。

1949年渡江战役之后，沪上达官贵人纷纷作计离开，香港是最便宜的选择。当时有个姓李的商人力邀周信芳一家迁居香港，许以戏院干股、专用汽车（周英华说，父亲当时的代步是别克），以及浅水湾一幢别墅。李自然走的夫人路线，但裘丽琳谢绝了。

据树棻在《生死恋歌》中的讲述，1951年中秋前夜，裘丽琳在家中设宴招待上海市长陈毅。陈毅问起此事，裘丽琳看看丈夫笑道：有人赞我爱国、拥护共产党，可我自己知道，在当时这些都谈不上；我只是想，信芳的观众在上海，还有四面八方，这些观众是他生长的土壤，要是硬把他拔起来，他一定会闷得生病的，说不定会同我闹离婚。

这婚结得不易，大家是知道的。周英华用英语表述起来是：“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女人。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的家庭就跟她断绝了关系，因为她和一个下层社会的演员私奔了。我的父亲是个下层社会的演员，受到过不公平待遇。我的母亲有四分之一的苏格兰血统，后来也受到攻击，这也是不公平的。”

国民党治下，梨园弟子须同妓女一同去警署登记，所谓特殊工种。

日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堂会，周信芳是硬着头皮唱了三段，末了大轴《追韩信》被吴世宝听出别样意味，害得他只好躲进葡萄牙人的别墅避难；这边裘丽琳翻出所有的钻石和嵌宝首饰，又添笔款子，到安康洋行换了吴太佘爱珍开口要“借”的一副钻石耳环和一只白金镶钻手镯— 《生死恋歌》描述，单镯子上的钻加起来至少十克拉。

1949年“十·一”，周信芳左手梅兰芳右手周扬登上天安门城楼，听湘音“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他为政府出仕，一个戏曲改进处处长做得兢兢业业。1953年奔赴朝鲜前线，同梅兰芳梅合演《打渔杀家》，同马连良合演《群英会》。周信芳曾说，此生最幸福的时光是解放后的十多年（说明：本段出自树棻《生死恋歌》）。周英华说，离开上海前的两个礼拜，他日里夜里跟着父亲进出，人们见到会指：“呐，这是周信芳的儿子。”他于是把“尊重”二字看在眼里。

周英华

文化革命

菲力浦·加纳（Philippe Garner）先生，佳士得拍卖行20世纪设计与摄影部的头儿，也是70年代起同周英华轧道的朋友，说：我猜想他走出他父亲的影响同时重塑他自己是用了些时间的；他从不讳言他的中国身份，但同时，他需要把这个背景跟他崭新的世界连接起来。

新世界由30天的航行打开，从香港到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