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专访桑德尔：学着欣赏混乱

 　　（本文为《时尚先生Esquire》巨匠与杰作系列文章之一，由作者授权转载）

　　Esquire按：欢迎来到九月。在这里，你会第一时间看到《时尚先生Esquire》历时4个月，前往7个国家9个城市，寻访12位全球顶级大师的九月特刊“巨匠与杰作”。我们会连续12天推送封面报道，今天是第4天，主角是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

　　迈克尔·桑德尔可能是罗尔斯之后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学者，因为《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门网络公开课，成为全球范围的学术明星，有人说他恢复了苏格拉底的授课传统。又因为《金钱不能买什么》这本书，他成为了全球市场化浪潮下一个警醒的反思者。

　　采访分两次在哈佛大学CGIS大楼桑德尔的办公室进行，第二次采访时已是四月，窗外阳光很好，却突然飘起大雪。那是波士顿漫长冬季的最后挣扎。

　　七金句

　　①市场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它能带来经济增长和GDP的增加，这是市场的优势所在，但我不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定义公共福祉。

　　②我希望修改经济学教科书，将道德伦理考量纳入其中，并且 对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说法提出质疑。

　　③我想鼓励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思考，这种思考试着将哲学与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将知识和行动联系起来。

　　④我不觉得有什么黄金时代，但某些时代的某些时刻可以展现一个道德和公民的理想主义看起来是什么样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时期就是如此。

　　⑥消费者身份已经代替了公民身份，技术层面的关注主导了公共话语，人们谈论的不再是正义、共同利益和什么是公民。

　　⑦过去几年我去了许多国家，感觉到对于一种更大意义和目的的公共生活的强烈渴望。人们似乎普遍对于只关心经济、金钱和市场的做法感到失望，我想这和左右无关，这是公共话语耗尽、空虚和空洞化的结果。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端着盆子给客人们夹火鸡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已经是个年过六旬的人。他穿着灰色的羊毛衫和棉拖鞋，有一点蹒跚地在屋子里走动，这和公开课《公正：该如何做是好》里那位腰杆笔挺、滔滔不绝的哈佛教授不太一样。

　　这天是2013年的感恩节，桑德尔的太太伊库·阿达拖(Kiku Adatto)还在厨房准备最后一道菜——一种混合了土豆和肉的主食，长桌上摆着两种颜色的火鸡、黑蘑菇酱、蔓越梅酱，煮青豆还有红酒。客人们已经落座，桑德尔的次子艾伦建议父亲讲一讲感恩节的历史，桑德尔则临时起意请大家讨论一个话题：一些科学家尝试把那些已经灭绝的动物复活，这是个好主意吗?

　　坐在旁边的牙买加女孩——她的母亲曾在桑德尔邻居家服侍老人，后来两家结识，女孩受邀参加家宴——不假思索：“我觉得恐龙啊什么的还是别回来了，不然我们就完蛋了。”桑德尔大笑，然后转向我：如果复活的物种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呢?我说：“在这件事上，我真觉得还有许多重要得多的事儿可以优先考虑……”他又笑，继续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向另一位有科学背景的客人发问。

　　伊库来了，她和桑德尔分坐长桌两头，开餐前，她拿出据说是犹太人专有的烛台，做了一番祷告。大家边吃边聊，伊库说到，她和桑德尔刚从柏林回来，在柏林，他们专门去了一趟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纪念碑位于市中心，占地1.9万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2711块水泥碑网格排列组成，看起来就像起伏的石林。他们注意到，一些柏林市民已经把那里当作了一个普通公园，在碑林之间野餐。伊库的问题是，这样做合适吗?

　　我和伊库相识于2013年9月，那时我刚到哈佛访学不久，接到她的电邮，说她和桑德尔教授，正在筹划几个与学者、艺术家和记者有关的项目，是否有时间到教工俱乐部一起喝个咖啡。说是喝咖啡，我们最后点的都是茶，伊库问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处境，又说到上次去中国，桑德尔在北大和复旦的演讲非常成功，但在上海的另一场公众演讲却被临时叫停，他们对此有乐观的观察：“中国人面对审查的态度和美国人很不一样，美国人非常严肃，而中国人则有一颗放松的心，他们会觉得，没什么，别声张，咱们换个方式再来。”伊库说，这让她想起美国孩子小时候在泳池里玩的游戏：这边按下去，那边冒起来。

　　感恩节后不久桑德尔就要开始他的又一次中国行。虽然希望被更多普通人看到，他还是答应接受央视英文频道专访，“他们说中文频道好像有点忌讳谈公正……哪里能做，哪里不能做，他们好像总在变。”他问起北上广的媒体状况，又说在深圳书城还有一场演讲，“你打算在深圳讲点什么呢?”“金钱不能买什么!”大笑。

　　桑德尔说，最近几年，大家关注的都是经济与科技议题，公正与公益(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议题日趋边缘化，但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仅靠GDP和市场价值并不能带来幸福或者创造一个好社会。他的梦想是创造一个依靠视频连接的全球课堂，超越文化与国界，大家一起来思考那些重要的伦理问题，看一看我们能从彼此身上学到些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评价，桑德尔触碰的问题，不论在北京还是在波士顿都是深层次的。

　　美国记者Christian Caryl在《奇怪的叛道者：1979年与21世纪的诞生》(Strange Rebels: 1979 and the Birth of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聚焦了1979年崭露头角、随后改变了历史进程的四位领导人：撒切尔、邓小平、霍梅尼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60、1970年代，福利国家和世俗力量是世界的主角，而1979年后，“市场和宗教的双重力量在被无视了太久之后开始绝地反击。”第二年，里根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声称要“找回自由市场”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英美拉开大幕。

　　桑德尔1980年起在哈佛任教，从那时到现在，他对里根-撒切尔宣扬的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的那种自由一直持批判态度，“你知道的，自给自足的人(self-made man)，‘了不起’的美国想法。”他不无讽刺地说，“我反对的不是里根本人，而是他宣扬的那种自由，我也称其为消费者的自由。”

　　Esquire(下称“E”)：我的印象是，您经常跨出自己的专业“出国打仗”，比如谈论全球化，谈论经济学，谈论生物科学等等，会不会感到在专业领域之外发表意见挺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