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专访桑德尔：学着欣赏混乱(4)

　　桑德尔：我还没仔细想过这个，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笑)。有人觉得没问题，有人对此感到不安，伦理上感到不舒服，这可能和对于人性的两种理解有关。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身份跟身体无关。我们最主要的身份，或者说自我，跟我们的身体是分离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在意身体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如果你把身份看作一种不能跟我们在自然界的存在完全分离的东西，那么麻烦就来了。这是我们作为“人”的身份的两种不同观点，也就是你的存在跟你的身份究竟是一种偶然的关系，还是一种必然的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接近于第二种。这个问题跟我们在最开始讨论的科学与现代性的问题有相似处，我想现代性建立了一种特定的自我形象，它支持这种对于科学和对于人类自身的分离观点。这两者相互强化。回到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我确定我的直觉(intuition)可能不会接受。但一般性地说，我的写作和研究都是批评那些脱离知识、脱离了现实的对于人类的看法，这可以上溯到我的第一本书，198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及其限制》。

　　E：您提到“直觉”，你曾经说起，我们应该尊重普通人的直觉，我也上了萨默斯的经济全球化的课，他在谈及美国人责怪中国人偷走他们的工作时也提到了“直觉”一词，他批评普通美国人只依赖自己的直觉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却忘记了他们也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廉价。他批评这种直觉，说“人还是应该上学念书的”。在您看来，为什么普通人的直觉是重要的?

　　桑德尔：我首先得说，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直觉是错误的、误导人的，这种直觉可能建立在无知、迷信或者缺乏反思的基础上。但我不觉得人们应该否定直觉。直觉可以成为批判性反思的起点，特别是在伦理和灵性的领域。因为有时候普通人的直觉能够表现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其中一部分是有关于伦理、公正和共同利益的思考。因为共同意见往往是历史、习俗、传统等积累的结果，这些共同意见往往包含很多偏见和误解，但是也包含有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见解，特别是在讨论伦理与文化传统时。这些共同意见组成了文化，我说的文化是指特定的社会或者社会秩序下长期以来累积的共同的自我认识。这当然不是说共同意见(common opinion)就一定是对的，但这是一种参与到历史、习俗和传统的一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也就是超脱的方法(the detached approach)，我们从我们的原则出发，然后看世界是否符合我们的抽象原则。但这些抽象的原则从哪里来的?它们不是从这些理性的学者的脑子里蹦出来的。

　　E：在中国，经过这些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其实经济学在公共讨论里也成为了显学。中国的精英，包括一些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来指责民众的一个词就是民粹主义。

　　桑德尔：我认为经济学家，包括那些经济学者，都应该与流行的观点互动，这不是因为流行看法一定是对的，而是因为它可能含有一些经济学家需要考虑的人类反应。我不认为经济学家能够自动得出关于效率的理性原则，然后就把它们应用于这个世界，我认为经济学是有关人的科学，它必须符合文化、历史、共同的观念和既定的生活方式，它应该是一门“人”的科学(human science)。

　　E：在与FT午餐时，您被问起，哪个国家对您的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念最不感兴趣，您说，毫无疑问，中国和美国。我很好奇，中美两国是如此不同。您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桑德尔：当我和全世界的听众和读者交流《金钱不能买什么》时，我提出了许多关于金钱的伦理问题。在欧洲，在我做演讲交流时，不论是学生还是一般大众，对于把市场原则应用于万事万物的想法都抱有非常高的怀疑态度，在南美，比如巴西和哥伦比亚，也是类似的情况。在这两个地方，民众都有一种对“市场原则应有限度”的自觉。在英国，这种自觉介于美国和欧陆之间。而在美国和中国，我发现听众们对市场抱有最大的热情，并相信应该把市场原则应用于生活的大多数领域。举个例子，我在演讲中会经常提一些假设性的问题，比如，雪铲的价格是10美元，暴风雪来了，人人都需要雪铲，商店把雪铲价格翻番到20美元，你认为这公平还是不公平?然后我请听众表决。在中国提这个问题时，我记得90%的人都认为涨价很公平，当然，我得说，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然后我告诉听众，你们知道在德国和加拿大的正式调查结果吗?85%的人都认为不公平。我跟中国听众说，你们比德国和加拿大都更要资本主义啊，他们都笑了。在美国我也问过同样问题，大多数人也认为涨价是公平的。

　　然后我开始问听众他们的理由，然后我们开始辩论。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公平和市场原则的讨论的起点。总之，我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市场能够带来公平有最大的自信。当然，这背后有不同的原因。美国是素有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市场的传统，中国则是源于经济改革带来的对市场的笃信。当然，这些都是印象式的，我不会停止于此。关于雪铲的问题只是一个起点。我会不断提问，假如你把雪铲换成风灾过后的瓶装水呢，假如再换成春运期间的火车票呢——这时候大多数中国听众就会说不公平了。

　　E：您1974年曾经在《休斯顿纪事报》实习，在水门事件之后，您被派去采访联邦众议员芭芭拉·乔丹，您说您当时去只是想要获得一句直接引语，但采访过程中她哭了。您后来回忆说，和现在的政治比起来，那时候真是纯真(innocent)年代啊。美国政治为什么不如以前“纯真”了?

　　桑德尔：部分原因是今日激烈的党派之争。今日华盛顿的党派之争十分激烈，很难就公益进行公开讨论。在我还是个年轻记者时，自然也有党派分歧，但也有很多关于原则和共同利益的承诺(commitment to principle and common good)，如今由于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党派分歧的严重，已经很难去考虑共同利益。我想在如今的政治和政客里有很强的愤世嫉俗(cynicism)。人们也对政治和政客感到沮丧，他们不再相信政客们讨论的那些议题。我想美国民主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我们带出这种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愤世嫉俗(cynicism)和不满情绪(discontent)。

　　E：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