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先生专访桑德尔：学着欣赏混乱(2)

　　桑德尔：我不会说这是危险的，我会说这是在智识上接受新挑战的一种方式，这也是一种利用教授的机会去学习的方式，所以不论是为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做顾问，还是和道格拉斯·梅尔顿合讲《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这门课，都是让我学习生物科学的机会，这门科学的发展正不断提出伦理问题。同样，我一直对经济学很感兴趣，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还在研究生时，我就对研究伦理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感兴趣，我在牛津念研究生时，我一度想写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研究它与公平、伦理之间的关系。当时我的经济学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论文题目，不过我的哲学教师却说，你得在哲学上更为精进，这样你回过头来再研究经济学的伦理维度时才会更加轻松。所以我最后学了伦理与政治哲学。

　　从一个感兴趣的外行人角度，我试着去挑战经济学那些狭隘的教条，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我挑战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的看法，因为其隐含了潜藏的道德假设，但却不完全承认。事实上，他们许多的争议的、规范的假设都需要被检视。

　　E：您提到了“感兴趣的外行人”这个概念。就在不久前(两次采访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和4月)，纪思道(Nic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名为《教授们，我们需要你!》的专栏，他担忧随着学科越来越细分，大家都藏在自己的专业里不面向公众发言，不参与重要的公共讨论。

　　桑德尔：我想他指出了很多学术领域正在滋长的狭隘性，很多领域越来越专业化，在学术界情况的确如此。我们因此付出的代价是，因为我们变得如此专门化、技术化和狭隘化，学界对更大范围的公共问题渐渐失去了谈论的能力。我想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哲学，政治哲学领域也是如此。

　　E：从我和一些中国学者打交道的经历来看，一些人不愿意跳出专业发言是因为他们不愿被视作不专业甚至不务正业。

　　桑德尔：我理解这种考虑，我想它需要被认真对待，我想唯一能负责任地做这件事(在更广泛的领域发言)的办法就是，尽一切可能去学习和了解你要评论的话题。我很幸运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生物技术，去了解经济学。我从这些共事、讨论、辩论中受益良多。比如，我曾经和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经济学家，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校长，克林顿时期曾任美国财政部长)一起教授一门课，“全球化及其批评者”。这种课可以教学相长，特别是当明显的分歧出现时。这是对一个人最佳的检验方式，看他是否能与相关领域的专家辩论或者互动。

　　E：听说您和萨默斯还是邻居?你们私底下还会经常讨论吗?

　　桑德尔：并不太经常。不过我们一起教过四个学期的课，那时我们每周都有相当活跃和生动的有关市场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辩论。我们讨论的许多问题都在《金钱不能买什么》里面体现了。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是从辩论中来的。另外，在我的公正课里，我时不时会邀请嘉宾来参与辩论，比如曼昆，他是哈佛经济学入门课的讲授者，我请他来辩论，比较市场论证(market reasoning)和道德论证(moral reasoning)，还辩论经济学是否价值中立等等问题。

　　E：您和萨默斯之间最难解决的分歧是什么?

　　桑德尔：我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与萨默斯和曼昆看法不同：作为经济学家，虽然两人党派不同，但都对市场深信不疑，认为市场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基本工具。而我认为市场只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它能带来经济增长和GDP的增加，这是市场的优势所在，但我不认为市场自身就能定义公共福祉。

　　E：您接受《展望》(Prospect)杂志“如果我统治世界”栏目采访时说，假如您统治世界，会修改经济学教科书，禁用“激励(incentivize)”一词，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桑德尔：我想说的主要意思是，我希望修改经济学教科书，将道德伦理考量纳入其中，并且 对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说法提出质疑。如今我们经常说“激励”(incentivize)，特别是在经济学里，但事实上这个词哪怕在经济学里也是一个新词，亚当·斯密从没用过，那些古典经济学家也不用它，因为经济学以前都是关于生产、交换、分配、贸易等等，但今天经济学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一门人类行为的科学，想要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激励”(incentivize)就是在这时进入经济学的，这个词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经济学要成为万物之学的野心。但事实上我认为这种想法有偏差，认为人类所有的动机都隶属同一种类，基于统一维度，这是不对的。把所有价值转换为单一维度，动辄就最大化它、操控它，这是功利主义者的观点。如果思考一下，可知“激励”绕过了说服过程。激励更像是一种强制力量，把人们推向特定的方向，但剥夺了他们自己选择的机会。本质上激励就是在操控，而不是去说服。所以如果我想让一个孩子读书，我可以试着说服他，或者启发他，或者培养他对学习的热爱也可以说，你读完一本书我就给你三美元，这就是激励(incentivize)。

　　E：我上了您的《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您的课堂是那种启发式的、用提问推进的方式，我想问当您提问时，您是自己也并不确信还是说只是表演辩论(play the debate)?

　　桑德尔：我不会说只是表演辩论，我会说我一直在试着向学生抛出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让学生体察到生物科学之下的那些最基本的伦理问题，不论是人工智能、克隆人、干细胞研究，还是基因工程。我试着提炼能帮助学生审视反思的问题，那些因为科学进步带来的最基本的伦理问题。

　　这种讨论带有那些严肃的智性的目的，有时我会请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学生彼此辩论，而当他们的辩论并没有进入到那些重要议题时，我会提出一个挑战，倒不是我非得改变学生们的看法，而是因为一些挑战应该被提出，从而学生才能看到伦理问题的完整的复杂性。

▲桑德尔与太太伊库在波士顿郊区的家附近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