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4)

在涪陵，何伟最喜欢史景迁的一本书是《太平天国》。涪陵附近的插旗山这个名字，即来源于石达开和他的部队曾经在山顶插上太平天国的旗帜。他说，也许只有这么一次，涪陵这个小地方，快要接近中国大事的核心。在《江城》开篇的“作者说明”一文中，何伟提醒读者：“这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短暂时期里，中国一个小地方的书。”

尽管描述整个中国是如此困难—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二十年，那种频繁无情的、势不可挡的变化感往往成为许多西方人界定当代中国的特点，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旅行，并试图用手中的笔去描绘他们眼中的一切。不过，如同何伟所说，这些作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挑战就是：笔触永远跟不上改变的脚步。

“对一位作家而言，没有多少主题像‘中国’这么大，这么令人望而却步。这个国家有30 多个省份，大约650 座城市。当然，还有那令人目瞪口呆的13 亿人口。”《金融时报》的记者Rahul Jacob 写道。去年夏天，当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在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也许是为了避免和这个庞大的主题正面冲突，他打算把印度也牵扯进来。但那年冬天，他似乎已经放弃这个计划。

西方媒体派驻在中国的记者们，也许是最有表达欲望的一个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范围几乎涉及到各个重要领域：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从James Kynge 的《中国震撼世界》到James Falllows 的《来自中国的明信片》，前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的影子，而后者则试图在一张画布上，展示整个中国是如何迅速的自我改造。

但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处理上述重大命题的天赋。多年来，在为《大西洋月刊》所写的一系列文章中，James Falllows 已经建立起他对人性弱点和政治泥沼有敏锐观察力的名声。但即便如此，“处理如此巨大的、具有很高价值的话题，其写作的难度在于，无论观察者多么仔细地想从飞逝的重要时刻抓住一点持久的东西，这个世界总是在他的读者眼前变化。”在一篇书评中，史景迁写道，“尽管James Falllows 的文章恰好满足现实的需要，但这本书的命运，也不可避免要被时代背后无法预测的年表和结构所决定。”

也许是意识到这种写作的难度，更多记者开始小心翼翼处理自己的写作计划。《华尔街日报》的记者Matthew Forney 在奥运前夕试图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但他只写了一半就放弃了。今年4 月，我在北京东直门附近的星巴克见到他时，他已经辞掉记者工作，开了一家企业研究公司。自从1993 年来到中国，他曾是《远东经济评论》和《时代》周刊的北京分社社长。“但那年，我那本书没有卖出去。”他告诉我，“每个出版社都已经有一个关于中国的书，而那些书在美国其实并不赚钱。”

“那何伟的书呢？”

“噢，卖得很好。”他说，“何伟是个例外。”

6

写完《江城》后，何伟把书稿寄给美国几个大出版社。他们的回信颇为委婉：“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我们认为，美国人可能没有兴趣看这样一本有关中国的书。”那是1998 年，正是中国经济爆发的前夜。但对何伟来说，那意味着他要尽快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尽管他之前已给许多报纸撰写过一些旅行文章，但他并没有任何记者经验。

何伟给美国的几家主流媒体都投递了一份简历。他希望某家报纸能把他重新派回中国。涪陵两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他最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一个稍微安全的物质保障。但几个月后，这个希望破灭了。在收到几封官方的拒绝信之后，《洛杉矶时报》的一个编辑写信给他：“你写得很好，又有中国经验，但你需要先从一个地方报纸开始工作。也许两年后你可以来洛杉矶。”这似乎是一个美国记者的标准式规划，但何伟意识到，等他再有机会回到中国，也许已是五六年后。而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正在发生剧变，这是最好的时机。他的老师John Mcphee 再次鼓励他独自前往中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1999 年春天的一个夜晚，何伟回到北京。他带着三袋行李，一叠旅行支票和一张圣路易开出、没有写归期的回程机票。当他在东直门附近敲响Ian Johnson 的公寓大门时，后者正穿着睡衣，完全忘了何伟会在当天抵达中国。

《华尔街日报》北京站的站长Ian Johnson（张彦）比何伟大7 岁，他在1984年就作为交换学生到中国学习过汉语。1994年，他以《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中国记者的身份回到北京。那家报社给予他非常大的写作自由。他们不需要最新的新闻，更喜欢让记者去大城市之外的中国寻找话题。他每个月至少有两周时间都在外地。他认为只有那样才能了解中国。因此，当他准备招聘一名助理时，何伟的涪陵经验吸引了他。

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的《华尔街日报》北京站办公室，有两个卧室和一间厨房。何伟和一名司机共用那间厨房。作为一名剪报员，他的工具是一套裁剪刀，一把铁尺，一个有玻璃垫的书桌。当某一则跟中国有关的报道看似值得留存，他就剪下那则报道，再把它归档在办公室后面的柜子里。他月薪五百美金，在雅宝路北边租了间公寓。它太便宜，以至于没有电视，没有空调。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外面，在办公室无聊地逗留，在北京街头骑车闲逛，或者，如果有充足的时间，他会出门旅行。

一个月后，张彦因事准备回美国。临行前，何伟对他说：“我写了一本和中国有关的书。”

“真的？”张彦心里暗自好笑，一个助理写了一本书？

“对。”何伟交给他一叠厚厚的书稿。

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张彦一口气看完《江城》。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本书写得太好了。”他告诉我，“我想，应该是我们替何伟工作，而不是他替我们工作。”

初看《江城》，你也许会认为那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写作。他看到什么东西，碰到什么人，像一本日记。“你也许会觉得自己也能写，但后来你会发现，这本书是很神的。它是学习中国，认识中国，同时也是认识自己的一本书。”张彦对我说，“它可能是最近二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何伟的写作有着迷人的音调和节奏，他不动声色的幽默感随处可见。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在看惯了许多描写中国的宏观叙述之后，他们发现长江边的这个小城才是真正的中国。何伟把大学时在密苏里州小镇做人类学研究的写作采访经验，以更加生动有趣的方式运用到涪陵，他的观察充满洞见，敏锐而深刻地记录着中国人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