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个美国作家在中国(5)

“何伟和其他作者完全不同。”张彦说，“大部分记者认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应该直接面向许多重大命题：环保、人权、经济，或者外交和政治，但他们却不一定能看到很深层的东西。而且像那样的书，是如此容易过时。几乎没有人会去看一本十年前记者写的书，但《江城》不同。虽然中国的变化这么急速，但何伟写的不是政策，他记录着人们的生活和内心是如何转变的。”

艾米莉在那年写信给何伟。在深圳校订这本书的书稿时，她充满感情地叙述她的喜悦：“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喜欢读你写的关于涪陵的故事，它把那里的水、那里的山和那里的人又重新带回我的眼前。”透过这本书，中国人似乎重新发现了一个自己生活过的世界。我还记得我初读《江城》时那种强烈的感受。那仿佛看见一个陌生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但你知道，那就是你所生活的地方。

1999 年4 月，何伟前往香港换签证。他在深圳见到了艾米莉，距离上一次见面已经两年。她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那种学生时代的羞涩感不见了。自从回到中国后，何伟常有一种失落感。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他不得不到处写信询问是否需要一些中国的文章。那些报纸杂志寄给他的任何稿约他都签。但是，只要以前的学生写信或者打电话来，他的迷失感马上烟消云散。

在中国到处旅行时，何伟仍用心记录着他的观察和感受。他偶尔会把一些故事发给他的老师John Mcphee 看。有一次，他把在广州吃老鼠的经历写在信中。那封信很快转到《纽约客》的编辑手中，并且刊登在2000 年7月的杂志上。到了8 月，他在辽宁丹东一家小旅馆被偷盗的故事，也发表了。编辑问他还有什么有趣的文章么，他提到了深圳和艾米莉，编辑同意了。最终，他决定辞去《华尔街日报》剪报员的工作。他下定决心要从事全职的报道

工作。

2001 年，《江城》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上市。它很快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各种赞誉评论纷至沓来。十年后，我在香港的地铁里仍能看见这本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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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春天，在投了一年多的询问信后，何伟终于接到《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稿约。他们让他去看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他在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陈梦家的故事。那是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考古学家。随后好几年，他一直在寻访认识陈梦家的人。有一次，当我问他为什么会对陈梦家感兴趣时，他回信说，“我觉得他似乎被遗忘了，或者，至少被忽视了。在那些认识他的人死去之前，去研究陈的故事无疑是非常珍贵的。”

陈梦家的故事刊登在2004 年2 月的《纽约客》，标题是《甲骨文》。那时他已经为这份杂志撰写了许多报道。但某种程度上，何伟并不是他们真正的记者。他对给其他报纸的日常新闻写作也并不在行。在《华尔街日报》当剪报员的头几个月，Ian Johnson 和他的同事认为，何伟也许想从这个低层职位干起，慢慢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正式记者。有一次，一位编辑从美国到北京出差，与华尔街日报的同事吃饭。他对何伟说，也许你可以先学着写一些数码类的文章。Ian 又暗自好笑，他明白何伟应该把他的写作天赋放到什么地方。

在做自由撰稿人的那段期间，为了谋生，何伟几乎什么都写—有好几次他为世界经济论坛写一些宣传小册子。但他并不喜欢外国记者常常以第三人称语气写作的报道。他更偏好那些戏剧性的，长篇幅的故事。《江城》出版后，许多媒体都对何伟打开了大门。但只有少数杂志可以给他那样的写作自由，比如《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他一年写两三篇文章，每个字的稿费就有两块多美金，够在北京吃一顿简单的午餐—一个句子也许够吃一个星期。但即便如此，何伟仍尽量保持着他的独立性。他从没写过一些传统主流的选题，即使编辑让他那么做。“我想他们因此对我有点失望。”何伟说，“但他们也拒绝了许多我写的故事。”

有一次，他向《纽约客》提出要写姜文的故事。那时《鬼子来了》被禁，姜文正在新疆拍摄一部新电影。何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姜文和他的电影来讲述历史。编辑同意了。然后他去了新疆，采访很顺利，但故事最后没有发表。当我向他问起这事时，他说，“没刊登的原因我很难公开说出来，但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事。”他很尴尬，因为姜文对他敞开心怀说了很多事。他之后再也没和姜文联系过。几年后，当他把这个故事收录进第二本书里时，他看到史景迁在《纽约时报》的书评里特别提到，有关姜文这部分写得很好。“那对我意义很大。”他说，“我想那证明《纽约客》应该刊登它。”

在和《纽约客》复杂的撰稿关系中，何伟后来承认，其中一些问题也许是他的错。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编辑和一个机构。他这辈子从没为任何人工作过，他非常独立，也许有点固执。“如果有人告诉我应该去做某件事，但我并不想做，我一定不会做。”他说，“那时我和《纽约客》之间没有任何变通。我认为我是对的，至少在写作主题的选择上—但我应该以更灵活的方式去处理，就像现在。”

但何伟在处理自己的写作计划时灵活多了。每年夏天，他会寄出上百封信给以前涪陵的学生，每年至少回涪陵一次。当他前往香港换签证时，会去深圳看艾米莉。当他去浙江旅行，会去看望一个叫威廉·佛斯特的学生。在河南的考古现场，他追访陈梦家的故事。在北京的雅宝路，他和一个叫波拉特的新疆人交上朋友。虽然这些长期的追踪和观察，都是在为他的第二本书做准备，但他相信，没那么急迫，就像他的老师John Mcphee 说的—你必须等待故事自己展开。

在北京，何伟搬到了菊儿胡同，那个地方比之前的公寓舒服很多。他经常跑到刚搬去丰联广场的《华尔街日报》新办公室聊天。他们一起喝酒，讨论任何有关写作的事。张彦那时正在写自己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野草》。他们都很看重文笔，喜欢谈论一篇优秀的文章应该怎么采访，怎么写，哪怕最细末的一个句子，一个单词。2001 年，张彦凭借一组关于中国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何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对我说。

与涪陵时期相比，何伟在北京表现出更活跃的一面。他变得很爱说话，却不太注重打扮，常年是那条户外裤，一件T 恤，一顶棒球帽。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再也没有当初刚写完《江城》时的那种压力。在经济上，他也有了更好的物质保障。他爱喝可__乐，还从美国带回一整箱雀巢的谷物早餐Cheerious，足足30 包，直到他离开中国时，还没有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