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男人，20岁的那话儿(2)

　　当时美国尚没有将阴茎用手术方式从捐赠者身上移植到接受者身上的先例。直至去年，全球只有两例试验：一次是在2006年，另一次是在2014年。第一个案例的记录极为不详，最流行的版本是：手术很成功，移植器官的状况良好，但是这名44岁男子的妻子每每想到丈夫身上的性器官来自另外一个男人都会感到惊慌失措。最终，他们又要求将移植的器官切除了。第二个案例的记录更详细，并且移植成功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位于南非开普敦的泰吉堡医院的外科医生成功地为一位21岁的青年施行了阴茎移植手术。这名男子在接受传统割礼时不慎感染，而导致生殖器被整个切除。

　　手术后，曼宁曾经读到过这两个移植案例的报导，但他不知道，为他切除了男性特征的那家医院正酝酿施行美国首例阴茎移植术。

　　这一项目始于2012年底的一场关于手部移植的讲座。在讲座之后的论坛上，演讲者、马萨诸塞医院整形外科专家柯蒂斯·凯特罗（Curtis Cetrulo）博士协同他的同事、著名泌尿外科医生狄更·高（Dicken Ko）和与会的一位前同事进行了交谈。这位如今在美国海军担任医生的前同事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非常常见的现象—下半身爆震伤。如今，野战外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凯夫拉防弹衣可以使许多士兵不再因为受到很多曾经致命的外伤而死亡，这意味着更多士兵能够活着被送到军队医院接受治疗，而他们的受伤部位多数都集中在躯干以外的部位，如脸、四肢。此外，因为简易爆炸装置的泛滥使用而造成的士兵下体部位的毁灭性伤害也很常见，因为这种炸弹的碎片向上飞溅，可能会炸伤腹股沟。在这位军医看来，下体的伤害尤其残酷，因为目前尚没有能够修复这类创伤的有效手段，受伤的士兵们只能默默忍受永久的折磨。

　　此前的几个月中，凯特罗和狄更·高一直在讨论阴茎移植术的可能性。凯特罗说，他们很早就意识到，移植术有可能会为那些失去生殖器的人—他们之中的多数都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病人万念俱灰，认为自己没有任何希望。”与前同事的这次交流为凯特罗和狄更·高的研究注入了催化剂，他们不约而同地想：一定要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据凯特罗介绍，当时，因为外伤和癌症而失去男性生殖器的病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治疗是非常粗糙的再造术。“医生从病患的胳膊或者腿上取一部分软组织，然后将其卷起来裹在皮肤里从而使它看起来像是个外生殖器。”但实际上，这样制成的“阴茎”不仅看上去像是根裹着肠衣的熟肉制品，还很容易感染。尽管许多接受者确实体验到了性冲动的回归，但在没有假体植入的前提下，就无法完成勃起。与此同时，这些病人站着排尿困难，也几乎不可能有性生活。

　　在美国，凯特罗和狄更·高不是唯一想要做此尝试的团队。2015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个医学团队宣布，他们计划为一名士兵施行外生殖器移植术。这位患者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遭受毁灭性下体伤害的近1400名士兵中的一员。不过，最终能够决定这两家医院中的哪一家称为第一个施行移植手术的，却是谁能够率先通过审批程序、找到匹配的病人和捐赠者。

　　由于面部和手部移植术的发展，男性外生殖器移植手术所需要的技术早已经就位。这一技术被称为“带血管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简称血管复合移植（VCAs）。肾脏或肝脏几乎是由同一类型的组织构成，与之关联的器官和组织也很少，移植基本上是一个即插即用的过程。而VCA不但涉及不同的人体组织（上皮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还需要将血管连接起来。男性外生殖器移植手术就属于VCA的范畴。

　　器官移植存在着风险，但对于心脏这类至关生死的器官来说，已知的风险足以被移植的好处抵消。没有了正常工作的心脏，病人会失去生命，但如果缺了一只手、一张脸或者生殖器，他们的性命并无大碍。因此，医生需要考虑病人能否愿意在忍受手术的痛苦之外冒手术失败的风险。即便手术成功，病人也可要终身服用损害肾脏的免疫抑制剂。此外，移植来的器官要比原来的更容易损耗、衰竭。

　　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凯特罗和狄更·高仍然坚信，阴茎移植是值得去冒险尝试的。为此，他们准备了三年多时间，包括起草手术协议，请教同行，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等。他们不仅要四处筹措移植所需的费用，还要指导器官移植顾问如何与捐赠者的家庭交谈，因为捐赠者的家属很有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医院想要他们亲人的生殖器。

　　△参与手术的马萨诸塞医院的医生们

　　2015年12月，他们终于获得了马萨诸塞医院的手术许可以及两次移植的手术经费。当他们开始寻找第一个志愿者时，费尔德曼医生向他们推荐了曼宁。

　　此时，曼宁已经在没有阴茎的状态下生活了4年。那段日子的记忆已不再清晰，他只记得前前后后共接受了5次手术：修复结肠和隔膜，切除阴茎，修复造成他两天不能排尿的“堵塞”，治疗导致他的睾丸肿得如垒球般大小的血肿。

　　第五次手术尤其痛苦。为了检查癌细胞是否扩散，费尔德曼医生剥开了曼宁大腿根部和腹股沟的皮肤和肌肉，从淋巴取了活体组织进行检查。这一手术的破坏性很强，令曼宁在康复机构休养了近一个月。但真正折磨他的不是疼痛而是焦急的等待，因为活检结果需要约两周时间才能得出。在这段期间里，他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自己放弃了命根子之后是否依然难逃癌症的死劫。

　　当他的手机屏幕上跳出费尔德曼的号码时，曼宁以惊人的速度接听了电话。“切干净了”，医生兴奋地说。曼宁沉默了足有一分钟才想起，他应该对这位医生说点什么，然后他嘟囔了一声“谢谢”。

　　“

　　女士们，我很可能是美国最危险的男人

　　这个65岁的男人长着年轻男人的那话儿！

　　”